空空道人在訪仙求道之前是兩眼空空，見到《石頭記》之后眼睛里就有了色，有了情，而這個色和情與賈瑞眼里的色和情并無兩樣。等到他頓悟之后，色和情又似有若無，部歸空，從而實現(xiàn)了從空到空的飛躍。這個飛躍讓空空道人已經(jīng)脫離了幻境，進入了涅槃境界，進入了自由自在的狀態(tài)。確切的說，就是脫離了胡牽亂扯的野史，進入了作者的內(nèi)心世界，也進入了與自己心靈契合的狀態(tài)。所以，他干脆把《石頭記》改為《情僧錄》，以此表明他已修成正果，對石頭之情了然在胸，達到了“訪仙求道”的目的。

    這個書名把“情”和“僧”緊緊的聯(lián)系在一起，使得寶玉的“情”有了“空”的味道，有了“佛”的屬性，有了禪悟的境界。作者以此提醒我們，在色和空之間，你是見空還是見色，這完取決于你的悟性，取決于你能否做到“自色悟空”的轉(zhuǎn)變，取決于你是否能夠拋開俗念，進入一個四大皆空的境界。如果做到了，那么你就已經(jīng)踏入空門，對“色”的誘惑具有了先天免疫力。

    如果說賈瑞正照《風(fēng)月baojian》是因色見色，那么空空道人閱《石頭記》則是因空見色，自色悟空。這二人也算是求仁得仁，各得其所，但賈瑞的因色見色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；空空道人的因空見色，自色悟空則是既知其一，又知其二。正因為如此，他們各自的結(jié)局完不同：空空道人頓悟之后，進入空門，立地成佛，變成了情僧。賈瑞則癡迷不悟，緊抱“色”不放，結(jié)果自陷地府，做了孽鬼。這就是:“看破的，遁入空門；癡迷的，枉送了性命”。所謂入“空門”，就是進入“智通寺”的門，這個“門”只向智者敞開，只向有識之士敞開，愚者，色者皆不能入。

    清王夢阮在《紅樓夢索隱》一文中曾經(jīng)說過：

    開卷第一回中，即明言將真事隱去，用假語村言云云，可見鋪敘之語無非假語，隱含之事自是真事。女兒風(fēng)流，閨帷纖瑣，大都皆假語之類；情節(jié)構(gòu)造，人物升沈，大都皆其事之類。不求其翼，無以見是書包孕之大；不玩其假，無以見是書結(jié)構(gòu)之精。

    這段文字點出了《紅樓夢》真和假的關(guān)系是明和暗，里和表的關(guān)系。女兒閨帷非書之本意，人物升沉則確有其事，其“包孕之大”，其“結(jié)構(gòu)之精”，不見其神，不見其妙，無以知之。這就是既知其一，又知其二的智者思考。

    如果我們想讓自己變成一個智者，就要學(xué)會用辯證的方法去分析問題，用“去粗取精，去偽存真，由此及彼，由表及里”的多向思維來破解《紅樓夢》。只有這樣，才能做到通過現(xiàn)象看本質(zhì)，進而洞悉“色相”背后的真相，達到“空”的境界。到那時，你看到的就不是一部才子佳人的故事，而是一部微言大義的醒世錄。

    3、《風(fēng)月baojian》：一面照徹古今的明鏡

    既然《紅樓夢》是一部以小說為載體的政治書籍，那么里面的真事肯定是一件非同尋常的大事，否則作者沒有必要花如此大的精力去偽裝它，去隱藏它。我們都知道，《紅樓夢》誕生在乾隆時期，這個時期正是清朝文字獄盛行的時候，凡是“傷時罵世”的揭露文章，都有可能招來牢獄之災(zāi)，甚至于殺身之禍。《紅樓夢》的作者“以文為戲”、“任意攥著”、“大肆妄誕”的藝術(shù)風(fēng)格，應(yīng)該說與這個背景有著密切的關(guān)系。在這樣的環(huán)境下，用“滿紙荒唐言”來演繹一段真實歷史，說出自己想說又不能直說的話，完成“以文載道”的心愿，當(dāng)然不失為一個最穩(wěn)妥，最切實可行的辦法。

    中國文學(xué)歷來就有托物言志的傳統(tǒng)，作者不愿意明白說出自己的政治見解時，往往就會隱去真意，用托物言志的方法委婉含蓄的表達出來?！都t樓夢》作者所推崇的楚文就是以“諷喻政治”而著稱，它的代表作《離騷》就是這方面的典范。屈原筆下的美人香草，寄托了他高尚情操和政治理想，成了他表達自己政治見解的代名詞。在這個大氣磅礴的詩篇中，詩人寄情于物，托物寓情，創(chuàng)造出了富于象征意味、具有審美價值的藝術(shù)形象；以現(xiàn)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(jié)合的表現(xiàn)手法，深刻揭露了當(dāng)時楚國政治的黑暗和混濁；頌揚了崇高的理想、純潔的人格；禮贊了忠貞不渝、寧死不屈的斗爭精神，譜寫了一首激越而又壯麗的悲歌。詩人用沸騰的想象，奇幻的意境和絢麗的文采，盡情的抒發(fā)了對真、善、美的由衷贊美，對假、惡、丑的無情撻伐。作者筆下的美人花草已不再是獨立存在的客體，而是融合了主體情感、品格和理想的某種象征。

    那么，“遠師楚人”的藝術(shù)表現(xiàn)手法，又有“別開生面，另立排場”的創(chuàng)新思維的《紅樓夢》，焉知里面的美人香草就不是作者政治理想的代表？就不是他美好追求的象征？既然作者在創(chuàng)作手法上敢于大膽創(chuàng)新，不“拘拘于方寸之間”，那么我們也不能把自己的目光局限于“才子佳人”或“美人香草”的愛情故事里作繭自縛?！安蛔R廬山真面目，只緣身在此山中”，我們只有跳出固有思維的樊籬，才能與作者的創(chuàng)新思維接軌，與他的真實意圖相互交融。

    清王夢阮和戚廖生一樣，是一位深知《紅樓夢》在說什么的人，他在《紅樓夢索隱》一文中，對《紅樓夢》的筆法做過比較詳細的描述。他說：

    《紅樓夢》一書，海內(nèi)風(fēng)行，久已膾炙人口。諸家評者，前賡后續(xù)，然從無言其何為而發(fā)者。蓋嘗求之，其書大抵為紀(jì)事之作，非言情之作，特其事為時忌諱，作者有所不敢言，亦有所不忍言，不得已乃以變例出之。假設(shè)家庭，托言兒女，借言情以書其事，是純用借賓定主法也。

    他在這里明確指出了《紅樓夢》是一部“紀(jì)事之作”，但為了避諱，不得不以言情小說示人，他把這種做法稱之為“借賓定主法”，并解釋道：

    書以紀(jì)事為主，以言情為賓，而書中紀(jì)事不十之三，言情反十之七，賓主得毋倒置？不知作者正以不敢言不忍言之隱，故于其人其事，一念唯恐人不知，又一念唯恐人易知，于是故作離奇，好為狡猾，廣布疑陣，多設(shè)閑文，俾閱者用心注于女兒羅綺之中，不復(fù)暇顧及它事。作者乃敢乘人不覺，抽毫放膽，振筆一書，是善用宣賓奪主法也。明修暗渡，非尋常文家之能事已也。

    他的意思是說，書中的真事和假話的比例是3：7，也就是說，真事只有書的十分之三，閑文卻占去了十分之七。然而，就是這十分之三的真事也不是直言不諱說出來的，而是“假設(shè)家庭，托言兒女，借言情以書其事”。這就說明“借賓定主法”或“喧賓奪主法”能把真事和假話連接得天衣無縫，讓人難以察覺。作者之所以這樣做，是因為他“有所不敢言，亦有所不忍言，不得已乃以變例出之?！币簿褪钦f，為了避諱，為了淡化“傷時罵世”的色彩，作者不得已而為之。所謂的“托言兒女”，就是我們前面所說的借“美人香草”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情感，寄托自己的理想和追求。（未完、待續(xù)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