關(guān)于南朝佛教中心京都建康（今南京）佛寺之盛，唐代著名詩人杜牧曾作詩道：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樓臺煙雨中”（《江南春絕句》），寺廟之林立，躍然紙上。而實際上，蕭衍在位期間，僅都城建康就已有佛寺五百多所了，“都下佛寺五百余所，窮極宏麗。僧尼十余萬，資產(chǎn)豐沃”（《南史·郭祖深傳》）。如果說，自東晉到宋孝武帝，佛教在儒家和道教的制約下尚不能占據(jù)上風的話，那么到南梁蕭衍，佛教則進入了全盛時期。

    蕭衍敕建的寺院，著名的有大愛敬寺、大智度寺、新林寺、法王寺、仙窟寺、光宅寺、解脫寺、開善寺、同泰寺等。在眾多座寺廟中，蕭衍最青睞的當屬同泰寺（今南京雞鳴寺）。據(jù)記載，同泰寺內(nèi)“寶塔飛天，神龕地涌”，寺中供奉蓮座，寶相巍峨，被譽為“南朝四百八十寺”之首。為了便于祭拜佛祖，蕭衍又下令于宮城開大通門直對寺門，晨夕幸寺，頻繁入寺，史載“自大通（蕭衍年號）以后無年不幸”（《六朝事跡編類》）。入寺期間，蕭衍身披袈裟，高坐蓮臺，或宣講佛理，或剃度僧人，或主持法會，一派熱鬧景象。

    皇帝信佛，無可厚非，但讓人不解的是，作為一代帝王，蕭衍竟然不顧大權(quán)旁落，不顧社稷安危，不顧群臣反對，不顧朝野嘩然，放著至尊無上的皇帝不當，撇下瓊樓玉宇的皇宮不住，三次“釋御服，披法衣”（《南史》），義無反顧地舍身為寺奴，充當僧役。第一次是在大通元年（527），舍身3天；第二次是在中大通元年（529），舍身16天；第三次是在太清元年（547），舍身47天，其中后兩次均被“公卿等以錢一億萬奉贖”（《梁書》）。

    蕭衍為何老往寺廟里跑？有人說他一心向佛，是個虔誠的佛教信徒；有人說他看破紅塵，不再留戀皇帝寶座；還有人說他斂財有方，通過贖身撈取好處。其實，這三種觀點都經(jīng)不起推敲。蕭衍如果真心皈依佛門，他完全可以退位出家，沒必要來回折騰；如果他真要斂財，堂堂皇帝根本用不著耍這點心眼。筆者認為，蕭衍此舉有著不可告人的政治原因。

    蕭衍能成大事，既出于他的非同尋常的雄才大略，也歸功于僧侶勢力的輿論支持。無論是出于論功行賞，還是出于個人信仰，蕭衍即位后，于公于私，都要擴大佛教聲勢，將佛教地位抬到一個新高度。所以，把君權(quán)和佛教緊密地聯(lián)系在一起，實行政教合一，在佛教上大做文章，是蕭衍政治的一大顯著特色。蕭衍頻頻往寺廟里跑，一再出家舍身，一再扶持寺院經(jīng)濟，一再像《御講〈摩訶般若經(jīng)〉序》所說的“皇帝（蕭衍）舍財，遍施錢、絹、銀、錫杖等物二百一種，直一千九十六萬”，甚至利用權(quán)力將佛教定為國教，應(yīng)該是為^H小說了爭取佛教界支持所做出的一種含有政治意義的努力，目的是獲得僧侶勢力的信服與支持，以鞏固南梁統(tǒng)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