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明崇禎十一年六月十一
　　
　　打從五月初第一個鹽池，也就是張家堡的鹽池出鹽后始，靈山和浮山的四個鹽池陸續(xù)建成，有大有小，出鹽量也是有多有少，不過到了六月初的時候，鹽池全部修筑完畢后，鐘顯帶人統(tǒng)算過一次，全部五個鹽池，耗工是三萬七千多兩銀子，用工是三百一十七人，月耗維持費是一千出頭的銀子，而全部五個鹽池整月的出鹽量，則是維持在二十萬斤到二十五萬斤左右的產(chǎn)量。
　　
　　也就是說，一年的產(chǎn)量和張守仁估算的三百萬斤的數(shù)字，相差毫厘，基本上這個數(shù)字已經(jīng)能完全滿足包括利豐行在內(nèi)的膠東一帶所有合作商行的需要。
　　
　　聽到消息后，除了利豐行先放了五萬銀子在這里當訂錢，三好行，和豐行，樂豐行，好幾家萊州和青州一帶的商行都是聞訊趕來，有好幾家是東主直接過來，包括利豐的秦東主在內(nèi)，五月中旬前后，這些商行的東主都是齊聚到浮山這個小小的軍堡里頭，只要來了，就不是空手，或多或少的放下自己商行能挪動出來的銀子才走。
　　
　　秦東主的利豐行先放了五萬，東主來了，又是放下八萬。
　　
　　做為一個家底不會超過百萬的中等商行，這一次也是算是下了血本，要搏一個重注了。
　　
　　其余幾家商行，也是竭盡全力，三萬到五萬不等，加上利豐的十三萬，就半個月時間，張守仁到手的銀子就超過了三十萬兩！
　　
　　這個數(shù)字，把包括林文遠和鐘顯在內(nèi)的張守仁的所有部下，都是驚的一翻好幾個跟頭！
　　
　　這錢還只能算是訂銀，三百萬斤，一百五十萬石，按張守仁的打算，他的出價一律是一兩五錢銀，至于分銷商賣二兩或是二兩多都各隨其便，畢竟有的地方距海近，鹽價低些，有的地方距離海遠，可以稍高，但總價是規(guī)定不準超過三兩……張守仁是要發(fā)財，但并不是要把老百姓都嚇跑。
　　
　　再好的鹽，超過了百姓可接受的價格，就必定會被市場淘汰。<>私鹽販子現(xiàn)在是少，是因為張守仁把持的官鹽便宜了，質(zhì)量也好了，如果價格賣的高，就憑幾百兵，甚至是幾千上萬的兵，就能把千里海岸線和所有的村莊小道都管??？
　　
　　那自是絕無可能之事，想要徹底管住私鹽，就是用優(yōu)質(zhì)和廉價的官鹽來真正掌握住市場，只有用市場的手段，才是真正的掌控一方！
　　
　　就算是限制三兩，這些大商行也是能賺的盆滿缽滿了，至于張守仁自己，一兩五的出價，成本很小，一年百萬以上的凈利潤，也是唾手可得！
　　
　　如果再能沖擊外省市場，這鹽利可就是大的叫人不敢想象了！
　　
　　其實鹽鐵之利，也向來就是最大的利潤，從先秦到漢武時，再到唐宋元明清，歷朝歷代，還真的沒有不控制鹽鐵之利的。
　　
　　象宋朝，連酒樓賣的酒都是官營，更遑論是鹽鐵重利！
　　
　　明朝的鹽政，實在是歷朝最失敗的，混亂雜蕪，利益極小，不要說宋人，就是代之以起的清，在鹽利上的收入，就是遠過于明。
　　
　　現(xiàn)在張守仁能獲得如此大利，也就是鉆了明末時王朝秩序崩壞，舊有勢力土崩瓦解正在消融，新勢力尚未形成的漏洞，否則的話，憑他一個小小的副千戶土豪，坐擁百萬兩以上的大利，擱在明朝中前期的時候，早就被朝廷宰了肥羊了！
　　
　　明初的沈萬三，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！
　　
　　有了錢，就好辦事。
　　
　　以張家堡為核心，四周一共五個百戶堡，四十幾個墩、烽火臺，加上堡東北、西南、東南、正北，長短不一的幾條道路也是全部修完墊土，道路兩邊的樹木也是全部重新栽種，整齊劃一，透著勃勃生機和地方上有強勢人物在才有的法度和秩序。
　　
　　要知道，明朝地方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，只有極少數(shù)能力逆天的強勢人物才能成為名臣。<>因為在明朝為地方官不僅要應(yīng)付上司，還要應(yīng)酬過往同僚，再加上敷衍地方士紳，每天迎來送往的開銷和耗費的精力就很大了，要是在偏遠地方，財用不足，想做事沒有錢，在富裕地方，光是每天額外耗費的精力就很可觀，根本沒有心氣來折騰了。
　　
　　在江南、河南、山東這些地方為官，尤其是如此。一路上官來官往，招待不休，地方士紳勢力大，敷衍不好，這官就當不下去。
　　
　　士紳權(quán)重，有時候為官三年，根本就是被這些地方上的豪強牽著鼻子走，地方官根本就是牽線木偶，這樣的情形下，能有什么作為？